正當防衛是一個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議題，如何在危急時刻有效地保護自己，同時不違反法律，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。
然而我國在正當防衛的適用上相對限縮，甚至也在新聞上聽到法官問：「為什麼你不奪棒？」不免也讓民眾覺得食古不化。本文將探討台灣實務中正當防衛運用的兩大問題，並提供一些可行的改革方向。
1.正當防衛的運用為何相對限縮？
在美國法上，有所謂的「堡壘原則」或「堅守陣地法」，意即若加害者侵入你的住居所，或可合法停留的區域，並不需要選擇退讓，反而可以使用致命武力加以反擊。
然而，我國與美國的民情不同，美國地廣人稀，警察的到場時間較長，因此人民有更高的自衛需求，並且美國人民在建國之始，就有自我保護的慣習，甚至受到憲法第二修正案的保護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放寬正當防衛的標準是合理且可行的。
反觀台灣的警察密度相對較高，民眾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取得警力支援，若放寬正當防衛的標準，可能變相鼓勵私人間的暴力衝突，造成更多混亂與失序的風險。
如果以武力及自制能力來說明，台灣大多數人民既缺乏武力，自制能力亦較為薄弱，少數歹徒為稍有武力，但會恣意犯罪，少數尚武人士知所進退，軍警則訓練精良，並以法律來約束武力（備註：美國大多數人民有足夠的武力及自制能力）。
也因此，台灣實務上遇到的傷害案件，大部分屬於「弱弱相殘」的類型，並沒有明顯的「正」對「不正」，例如：老人在公園下棋不服互毆、鄰居不滿隔壁太吵互相掌摑、夜店不慎推擠演變群毆等，這也跟當初「堡壘原則」或「堅守陣地法」的設計，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、居住安寧的目的大相逕庭。
在這種「菜雞互啄」的案件中，如果將正當防衛予以放寬，肯定所有人在法庭上都要狡猾地說：「庭上，我是正當防衛」、「庭上，是他先動手的，我才是受害者」云云，不僅容易讓案件陷入各說各話的僵局，也使得法官被迫在缺乏明確證據的情況下決定哪一方應負責，反而降低判決的公信力。
這似乎也可以解釋，為什麼在台灣互相傷害的案件，很少有客觀明確的證據來分辨是誰先動手，在歹徒入室搶劫或獵車手搶奪車輛，有比較高的機率會有監視器畫面和行車紀錄器可以佐證，但是如果是因為細故叫囂，演變成的打架案件，就不一定可以馬上取得證據。
2.執法者是否對暴力事件的處理變得僵化？
在不能分辨誰先動手的案件，實務上大多都會引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040號判決見解來下裁判，也就是「雙方都不可以主張正當防衛」。
然而，正因為大部分的傷害案件，都是「弱弱相殘」的類型，也讓司法實務對於暴力事件變得相對不敏感，導致在遇到傷害案件時，傾向先詢問當事人雙方「願不願意調解相互撤告」，而非將「何人先動手」或「暴力危害程度」的事實調查清楚。
此時，如果雙方都不願意各退一步，為了避免被上級檢察署再議被發回，或者被上級法院撤銷改判，那對法院或檢察署最佳的解法就是「各打五十大板」，雙方都構成傷害罪的機率非常高，而其中一方被認定有罪，另一方認定無罪的情況，可說是相當罕見。
甚至有時候在已經明確查出「誰先加害」的狀況下，司法實務仍然不敢完全適用「正當防衛」，反而會迂迴地改用刑法第57條的因素來調節罪責。例如：入室竊盜遭勒斃案、男友反擊前夫案。
3.我們可以怎麼做？
(1)司法從特定情境放寬適用正當防衛
當法官問說「為什麼你不奪棒」時，儘管他背後的邏輯是想問「為什麼你不先選擇侵害最小的手段」，但不免過於理想主義。
法官雖然從第三人的角度，假設當事人在案發現場可能有「攻擊」、「奪棒」、「逃跑」、「吼叫」的選項，但實際上防衛者是否能夠真的用出這些招數，還要涉及到例如：是否受過訓練、是否感到恐慌、場地是否合適等，就好像「龍與地下城」遊戲，需要透過擲骰子來「檢定」一樣，能否使出「奪棒」是非常具有不確定性的。
所以，為了避免這種不確定性，在實務上可以從「具體情境」下手，而非執著於「條文解釋」，以韓國刑法第21條第3項為例：「在第2項(防衛過當)的情況下，若因夜間或其他不安狀態下感到恐懼、驚恐、興奮或慌亂而實施了該行為(防衛過當)，則不予處罰。」就是考量到在夜間視線昏暗或者恐懼時，確實很難期待一般人做出理想化(例如：奪棒)的行為，這樣子的情境值得台灣參考。
此外，應該放寬適用的場合包含：
A.明顯違反武器平等原則時，必要性的認定應予以放寬
例如：歹徒持「手槍」要求交出錢財，因此拾取「磚塊」攻擊歹徒的頭部；又或者3名不良份子衝進店裡要毆打店主1人，因而拿起菜刀來反擊等情況，都應該要落入正當防衛的保護範圍內。
B.加害者明顯已經觸犯其他罪名在先，防衛開始的時點應再提早
例如：不良份子駕車在路上已經不當迫近、逼車，而觸犯強制罪在先，或者竊賊已經侵入住居開始物色財物，可以想見如果不立刻阻止，加害者可能食髓知味犯下更重的罪名，「不正」和「正」之間的落差也會變得越來越大。
這時，即使加害者還沒有做出具體傷害身體行為，也應該肯認被害者有立刻反擊的權利，以避免損害發生後為時已晚（防衛開始時點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5號判決「預備最後階段說」相似，或者再早一點）。
C.允許以違反明確警告，作為防衛開始時點
若已經確定加害者有敵意，並且將要對自己不利（例如：已經拿棍棒朝你走過來），但尚不能確認是否為「現在」不法侵害時，應該允許採取如同警方鳴槍的方式，先稍加拉開距離測試，並對加害者明白的警告：「不要靠近我，否則我要實施正當防衛/反擊」（或者以吹哨或亮出武器代替口頭警告）。
此時若加害者仍執意靠近到自己的攻擊範圍，就應該允許加害者還沒攻擊時，先行出手反擊。同時，透過明白的警告，也讓自己獲得更多目擊證人，從而提升舉證的可能性。
(2)讓民眾提升武力及武德
為什麼總是會有校園霸凌或路上攔車毆人的事件發生？這並不能怪罪治安單位，歸根究柢，我認為這正是缺乏武德，使用武力不知節制的體現，就好像是經常挨餓的難民，進到buffet餐廳就把冰淇淋整桶搬光，有些人稍遇不順，就變得像猴子一樣，急著把自己報復的慾望給發洩出來。
因此，我認為普遍提升民眾的武力是非常重要的，透過拉近與暴徒的武力差距，增加犯罪成本，也就是說如果多數民眾與暴徒的力量均為中等，暴徒就沒有從中可以占便宜的空間，向上將「中等」提升至「強烈」，又可能遇到邊際效用遞減，耗費不成比例資源的困境。
其次，在提升武力的同時，更應該提升武德，猶如拳擊手在開打前會相互碰拳，棒球隊在完賽後會脫帽鞠躬，將對手視為一個「應予尊重的個體」，而非可以任意鞭打的走獸。如此一來，台灣終將充滿克己復禮的公民，而非混雜畏威不懷德的降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