詐欺案件氾濫全台，如果用「流感」來比喻，就好像是身體遭到名為「詐欺」的病毒所侵擾，全體民眾都無法置身事外。
台灣社會已經有如中重症病患，產生「免疫風暴」（cytokine storm），不僅司法系統在「全力打詐」下過勞，也必須去嚴加對付那些「需刑罰性較低」的被告—例如那些欠缺識別能力、常因「貸款」、「愛情」、「求職」等原因而交出帳戶的人，但令人感到兩難的是，造成詐欺猖獗的主因，往往是擁有這些境遇的帳戶提供者。系統運轉的結果，就是導致司法資源被稀釋，而無法花費更多精力去對付「真正必須被追訴」，也就是發起主持機房、水房的金主或集團高層。
詐欺案件怎麼判？人頭帳戶與車手的實務認定
首先，我們可以觀察出的規律是，「單純提供帳戶資料(含密碼)的人」，檢察官及法官多會論以刑法第30條、刑法第339條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的「幫助詐欺罪」及「幫助洗錢罪」；如果提供帳戶之外，還另外接受指示去「收款」、「提款」、「轉帳匯款」、「購買虛擬貨幣」，就會變成俗稱「車手」、「轉帳手」，而淪為刑法第339條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的「正犯」。
成立正犯後，接下來就要判斷，被告是否是「詐欺集團的一份子」或者只是「偶然參與」？如果多次提領贓款明顯是當成「工作」、提領時有其他成員協助接送、加入通訊軟體工作群組等特徵，則會傾向認定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，反之則否。但隨著長官高層打詐的風氣越盛，檢察官逐漸採取比較寬鬆的立場，多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的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」起訴，若法院予以採納，將使得被告可能的刑度一下子就變成有期徒刑1年起跳─這也就是說，如果沒有與被害人和解、無前科而獲得緩刑，就必須要入監執行。
為什麼打詐越打越累？誰才是詐欺爆量的根本原因
詐欺犯罪裡面通常都有幾個角色：詐欺集團的指揮者、傳送詐騙訊息的「話務手」、面交或提領款項的「車手」，以及提供金流斷點的「人頭帳戶」。而這些角色也是會分層級的，指揮者的地位當然不在話下，「話務手」較接近犯罪核心，不容易被查獲；「車手」容易曝光，且招募不易，規模並不算廣泛。反之，由於每個人名下往往擁有各種金融帳戶、電子支付或虛擬貨幣帳號，所以如果這些帳戶資料被利用為人頭，通常規模是「數以倍計」。
在我擔任公訴檢察官的經驗中，真正有參加詐欺集團的提款、面交車手，因為罪行太多次了，為了爭取盡速定應執行刑，趕快服刑完畢，通常會很「阿薩力」地全部認罪。
但反而是提供人頭帳戶的被告，每次來法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抗辯：「我有提供帳戶，但是我也是被騙的，我根本不知道這會構成詐欺和洗錢」，而法官也必須苦口婆心的解釋：「並沒有說你有實際參與詐欺或洗錢，檢察官只是起訴你幫助犯而已，因為提供帳戶而幫助到詐騙集團」，被告則回答：「我沒有幫阿，我不知道他們是詐騙集團，我是因為某某原因才會交出帳戶的，我也是受害者…」。
很顯然，站在普通人的角度，「幫助詐欺罪」和「幫助洗錢罪」根本就是一個難以理解的詞語（這點高等法院也認同），他們到了法庭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。這也導致司法機關必須花大把的時間，去向被告解釋相關構成要件，並且還要開1次徒具形式的審判程序來調查「被告有無主觀犯意」，如果100件人頭帳戶都如此抗辯，就等同於額外要開100次庭期。
然而，站在打擊詐欺的立場，法官會感到非常為難，因此通常仍然會以「你是個心智成熟的人、你有相當工作經驗、你知道政府有宣導詐欺泛濫不可提供帳戶」等理由，而認定被告有罪。
但判決有罪，人頭帳戶肯定不服氣必然上訴，使得上訴審又多1件案子，並且必須從頭花費時間去做相同的2次程序，最終判決確定還是得背負司法不公的罵名。就算法院真的判決無罪，人頭帳戶大概也只會覺得僥倖逃脫，是否能夠產生教訓，不會再隨意交出帳戶，恐怕也是一個未知數。
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觀察，「車手」容易被查緝，人數規模並非廣泛，且到案後為了爭取具保、減刑，通常坦承犯行的機率較高，容易快速結案；反之「人頭帳戶」規模龐大，到庭通常也不肯認錯，導致案件數量多且更難結案。人頭帳戶雖然被定義為「幫助犯」，但我認為，他們實際上才是造成打詐過勞的元兇。
從源頭打詐：人頭帳戶應該予以重罰
在112年5月19日，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（現行法為第22條）創設「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罪」，試圖解決這些問題，也就是說只要「把金融帳戶、虛擬貨幣帳號、電子支付帳戶交給別人使用」，原則上就會成立犯罪，這聽起來似乎是可行之道。
但壞就壞在刑度太低，最重只能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缺乏嚇阻作用，司法實務也往往會以「想像競合」的原理，認為「幫助詐欺罪」和「幫助洗錢罪」都屬於5年以下更重的罪名，應該要優先適用，結果搞得「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罪」根本實質上被架空。
因此我認為，應該要將「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罪」直接拉高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且將這個罪名升高為「抽象危險犯」，也就是如同酒後駕車罪「超標就處罰」的規定，只要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給陌生人，不管事後到底有沒有被拿去詐騙，有沒有發生洗錢的危險，都應該「提前」予以處罰。
如此一來，較重的「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罪」就能夠優先於幫助詐欺、幫助洗錢罪而適用，法院和地檢署便不必花大把時間去論證「被告有無幫助詐欺和洗錢的不確定故意」，因而讓更多司法資源可以更專心去對付真正該處罰的詐騙集團上游。
把這條罪的最重本刑拉到有期徒刑7年以下，如果被質疑過重怎麼辦？我認為，即便刑期升高至7年，檢察官仍然能夠適用緩起訴處分來紓解案源，緩和免疫風暴帶來的危害，並且更可以在這條罪下面，再加入「情節輕微條款」(例如：供自己施用栽種大麻而情節輕微罪)，予以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」，使法官仍然能夠針對那些「初犯、不夠謹慎而交付帳戶」的人，給予適度的寬待，而那些「交出3個帳戶、有期約對價或多次再犯」的人，則能夠因重刑而斷絕僥倖。
詐術總是推陳出新，被騙的人也比比皆是，只有把「隨便交付帳戶」這件事，定義地跟「酒後駕車」一樣嚴重，從源頭打擊，才能夠做到騙子的騙術再高明，也騙不到一分錢，防止散盡家產的慘劇反覆上演。
